霞飞坊，《鲁迅全集》在这里编定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是鲁迅先生的遗嘱。

　　长大后的周海婴没有成为文学家或者美术家。他毕业于北大，成了无线电专家，同时也成了一位摄影家。

　　他从自己居住的上海“霞飞坊”即淮海坊着手，用影像留住了那一段时光。一如这片建筑，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名人的人生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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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11月上旬，许广平携周海婴搬了一次家。

　　这一次，他们不仅离开了大陆新村，还离开了鲁迅抵沪后居住了十年的四川北路街区。

　　在新住处，许广平精心保存鲁迅手稿。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为“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争取光明”，耗时近两年时间，于1938年6月出版了首部收全鲁迅著译作品的《鲁迅全集》。此书的编校工作正是由许广平和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负责，出版和发行工作则由上海复社负责。

　　这一见证《鲁迅全集》编定的地方，就在霞飞坊64号，即今天淮海中路、茂名南路、南昌路、陕西南路包围的淮海坊。周海婴记得，“编校场所就设在客堂和亭子间两处”。

　　7岁的周海婴由此在霞飞坊一直住到19岁。他记得新街区的陌生味道：早晨弄堂里弥漫着一股酸溜溜的牛臊味，这味道来自70号俄侨家的罗宋汤，用的是大块牛胫骨、番茄、洋山芋、洋葱头，据说还要加发酵的酸奶油。周海婴也记得晨曦初起，弄堂里穿行的小贩叫卖的声音：“‘白糖菱角糕、马拉糕、咸煎饼……’还有苏州赤豆粥和馄饨担的敲击声。”稍迟，就会有叫卖水果的担子挑进来，“嗳！西路蜜橘！大格蜜橘！”夏日傍晚叫卖的有高邮咸蛋、沙角菱、臭豆腐干，“还有两端挑着圆担子，卖的却是腌金花菜、芥腊菜、甘草梅子，是一些腌渍过的口味较清淡的小菜”，到了冬日夜晚，静寂的弄堂里便能听到“鸭膀、鸭舌头、五香茶叶蛋、火腿粽子、檀香橄榄”。

　　他也记得第一次在母亲朋友家触摸到快门的新奇感。“10岁那年，我正式拿起相机开始拍摄。”照相机在那个年代是个极稀罕物。得到人生第一架照相机的海婴，很快迷上了摄影，也很快从最熟悉的环境里开始试手。因此，在周海婴的镜头里，记录下了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霞飞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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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广平和周海婴母子来到霞飞坊的第二年，上海沦陷。住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06弄)敦和里的巴金来到了霞飞坊59号，住在开明书店的索非先生楼上。索非是巴金的好友。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第二部小说《死去的太阳》，都是经索非之手给《小说月报》的。

　　转入霞飞坊后，巴金写完了《春》。在谈到创作经过时，巴金说：“《春》是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敦和里21号三楼续写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59号三楼完成，那是1936年到1937年的事。”也是在霞飞坊，巴金1939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完成了他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秋》。

　　巴金说：“《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1939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主要是为了写《秋》。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9点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2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抗战时期，巴金离开上海辗转于广州、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重庆等地，但每次回到上海，还是回到霞飞坊，并在这里一直住到1955年。

　　在霞飞坊，十几岁的周海婴留意到，有一个“生性活泼，讲的是宁波口音的上海话，频率高，速度快”的年轻女性一直来看巴金先生，“她每回来访，巴金总是语言不多，但很有耐心”。这位姑娘就是萧珊，后来成了巴金先生的终身伴侣。她为巴金带来了快乐的家庭生活。黄裳后来在《琐记》中回忆：“当时巴金住在霞飞坊(今淮海坊)，他家来往的朋友多，简直就像一座文艺沙龙。女主人萧珊殷勤好客，那间二楼起居室总是有不断的客人……萧珊有许多西南联大的同学，如汪曾祺、查良铮、刘北汜也不时来坐。谈天迟了，就留下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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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霞飞坊建于1924年，南朝南昌路，北面是淮海中路，东面为茂名南路。房子是三层红砖结构，前门是铁栅栏，透空可以望穿小天井。在周海婴的记忆里，当时的家“天井与大陆新村相仿而稍大，前门进入是客厅。后门是木质的。每家后门装有‘司必灵’锁(即弹簧锁)。进门有一个小厕所。左(或右)拐是厨房。楼梯木质。二楼、三楼开间大小相同，还有两间亭子间。三楼外有阳台，可晾晒衣被，这是当时的标准结构。据说是葡国产业，法商管理”。“中弄北面是后弄，稍狭，附有几间汽车间让有车阶级存车用……后来租界居房紧俏，汽车间遂改作为住房了。”

　　霞飞坊内5号曾是杨杏佛的住宅，33号住过剧作家陈西禾，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曾住在42号，63号是顾均正，他曾在虹口梧州路开明书店工作。一代画师徐悲鸿1937年也曾在霞飞坊居住过。在淮海坊3号，作家夏丏尊从1937年到1946年一直居住于此。除此以外，从开明书店迁来的还有叶圣陶、金仲华、索非、唐锡光。(《上海名建筑志》中《文化名人与霞飞坊》一章)

　　许广平母子的房间每月租金60元。搬迁时，最多的是书籍，一箱箱要从溧阳路鲁迅的藏书室运来。“书箱运到三楼，四周不够放，中间还加一行。也有以木箱侧放权作书柜的，记得里边放的是杂志，如《奔流》月刊、《世界文库》等等，前面挡以牛皮纸。洋装书厚重，放在二楼到三楼的楼梯一侧，剩下一半空隙做通道。”

　　有一天，许广平拿来毛笔、砚台和一些纸，嘱咐周海婴书写父亲墓碑上的字。这让从未练过毛笔字的周海婴“惶恐之极”。但许广平说：“爸爸的墓碑，谁写都会受到牵连，你是儿子，又是孩子，他们抓不到把柄的。”就这样，万国公墓里“鲁迅先生之墓”出自周海婴稚嫩的手。

　　失去父亲的痛苦还未缓和，新屋又带来新的冲击：就在许广平母子搬来没几天，屋内失窃，家里的银质怀表、几件质地上乘的大衣和钱包里的钱都不见了。“从那张父亲写作的桌子上可以看出，那窃贼有一个浅淡的赤足印，那5只脚趾显出是个成年人。”可巡捕房接警后却不愿细究。案件不了了之。

　　也是在霞飞坊，1941年冬天，许广平被捕。被营救回家时，周海婴心痛地看见母亲的膝盖上“在月亮板下面凹陷的位置都有个6厘米圆的乌青块”。“母亲被关了76天牢狱，受尽拷问、鞭打、凌辱、电刑各类审讯酷刑，释放时两腿痛楚不能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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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霞飞坊，周海婴爱上了无线电。到了19岁那年，他已经“做过空中无线电话的联络，并经考试取得了执照和呼号，还参加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可是，“有两次，便衣一敲开门就直冲我家三楼亭子间，来查看我的无线电设备”。昔日温馨的弄堂内，气氛也陡然紧张。收旧货的、卖水果的和修锁的铜匠担“不沿弄堂走动招徕生意，却坐在我家后门口‘歇息’，甚至此走彼来，前后衔接。从厨房望出去，这批人的打扮分明不像是小贩”。那是1948年的秋天，霞飞坊已经不再安全。

　　许广平母子决定秘密离沪。“到了下午，一辆出租汽车直接开到前门口(霞飞坊的居民一般都不启用前门，从厨房间的后门出入)，就这样，我们悄悄地走了。”他们直奔火车站，“不想，这一次离别，竟就此告别上海”。

　　在后来的回忆里，周海婴想起的却不全是霞飞坊里的担惊受怕，他记得的，更多是快乐的少年时代：“我们总是先有一个孩子在弄堂里高声一呼，大家便纷纷从各自的后门奔出来，霎时间，这条弄堂就成了我们的乐园。”

　　他们玩溜旱冰，“哗哗”的响声响彻整条弄堂；踢空罐头匣，罐头放置在地面的中间，分攻守两方。也抽陀螺、打玻璃弹子、刮香烟牌子、扯响铃(抖空竹)、骑自行车、用气枪射麻雀。还有一次过年玩小鞭炮，顽童们“把小鞭炮插在气枪口，点着后远远地射进邻居的室内”，这事的“共谋者”中除了周海婴，还有索非先生的儿子——如今的中科院院士、神经生物学家鞠躬教授。

　　也是在这条弄堂里，周海婴开始了他懵懂的爱情。后来的妻子也是霞飞坊的邻居家的女儿。“那一年，隔壁62号新搬来一家人。这家人口众多，除了大人，孩子有七八个……特别是二女儿马新云，脾气随和，常常愿意与我交往……我们就渐渐要好起来了，一起做功课玩耍，有时去霞飞路逛马路，或到弄堂斜对面的国泰或朝东稍远一点的巴黎电影院去看好莱坞影片。”

　　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周海婴这样写道：“多年后，我重返霞飞坊，想找回少时的感觉……只觉得这条弄堂又短又狭，毫无‘宽广世界’的印象。倒忆起了当年种种调皮事，不免汗颜，也不胜感慨系之。”

　　可是，在孩提的记忆里，霞飞坊分明是：“这条弄堂又长又宽，世界很大，我们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解放日报记者 沈轶伦) 【编辑:黄钰涵】